五四时期爱国精神的形成及其影响

编者的话80年前，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旗帜鲜明，规模宏大，意义深远，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发扬五四运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进一步阐述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意义与影响，本刊特开辟“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专栏，以飨读者。

80年前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头等重要的事情。五四运动的形成、爆发及其影响都与这个国情紧密相联。因此，五四运动体现的爱国精神绝不是简单的政治概念，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而是基于历史和时代要求而形成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境界。本文拟对形成五四时期爱国精神的社会心理机制，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体的社会心理状况作一探索，以对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一诠释。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或曰国民意识觉醒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的独立地位逐渐丧失，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民族危机的认识还不够自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国际形势剧变，震撼了沉睡中的中华民族，中国人产生了了解世界、了解自己所处地位的要求。胡适在回忆五四运动时这样说：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难道蔡先生和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了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都不免有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热，我们认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70页）当年作为北京大学学生参加这次运动的许德珩回忆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的失败与苏联革命的成功，一时‘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民族自决’等名词，呼喊得很响亮，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了。庚子（一九○○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对德国屈服赔罪而建立在北京东单牌楼最耻辱的‘克林德碑’也拆除了，改建为‘公理战胜强权’的牌楼，竖立到中央公园去了。……李大钊同志高呼‘庶民的胜利’，欢欣鼓舞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在听众中有很好的反映”（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51—52页）。

正当北京的爱国主义青年们期望1919年的“巴黎和会”应体现“公理战胜强权”的原则时，五月初从巴黎传来的消息对他们却是“晴天霹雳”，“强权”竟然战胜了“公理”，这个打击对青年们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思想敏锐的青年们很快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痛心疾首”、“热血喷涌”，从而产生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愿望。

可以说，五四运动是青年知识分子感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险恶而引发的社会行动。倘若没有当时那样的国际环境，没有国人对所面临的危机形势与自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认知，就不可能发生这场运动。

五四运动从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危机意识酝酿成广大群众参加的实际行动，这需要有一个组织过程，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广大群众主要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精神才能形成。从社会心理学上看，这种爱国精神是一种社会情感，是历史形成的对自己国家的深厚感情，对自己民族命运的严重关切，对自己作为此群体一员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情感是一种内在的社会心理状态，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激发，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我们阅读有关五四运动的史料，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情感因素的作用。这里，仅举数例加以说明。

据许德珩回忆：“五月三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十三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会开的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刘仁静，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啮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51页）当时，“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顿现一种凄凉悲壮之气象。”这一场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极为强烈的，无论是当时人对事件的记载还是当事人几十年后的回忆，都会提到这个情景。

在全国各地响应北京学生行动、爱国热情渐入高潮的过程中，这样的情景屡见不鲜。松江第三中学“学生赵福基演说国耻，声泪俱下，遽啮破食指，血书‘勿忘国耻’四字，以激人心云。”湖北阳新县工业生张则范“以钢剪砍断中指，用白布手巾书写血书，‘誓争青岛，众志成城’八大字”，“各代表奉为救国旗，通示各校，大为感动也。”江西女子师范学生程孝芬发起女子救国团，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十余字”。她的行为使“校长感愧，同学激发”，“赣省各界因之大为感动”（参见龚振黄：《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200页、215页、234页）。在上海罢市过程中，也发生过类似情形。

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不惜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决心。年仅24岁的北京大学学生郭钦光参加了5月4日的群众行动，得知当局逮捕学生的消息，他“愤然大痛，呕血盈斗”，不久病故。他的死激起了学生们对他的尊敬与悼念。5月18日，北京各校学生5000多人举行追悼郭钦光大会。追悼会肃穆、沉痛，四壁悬挂挽联即有“三千余付”。会上发言的代表“均极痛切”。第二天，全市总罢课实现了，学生们组成讲演团，大规模地到街头进行讲演活动，以自己的爱国热情去激励更多的北京市民。5月31日，上海学生联合商工各界追悼郭钦光。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等赶到上海，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许德珩慷慨激昂地说：“设吾人不能继烈士之志，并力求达其目的，烈士英灵有知，必且追悼我辈。”这个“言词沉痛”的演说，使“闻者为之泣下。”随后，有学生鼓动说：“学生既能罢课以救国难，商界亦可罢市，工界亦可罢工，同来救国。”于是，会后上海82所学校学生在郭钦光遗像后游行去商会，要求商界一致行动。在得到满意答复后，“各学生始整队欢呼而归”（参见吴中弼：《上海罢市救亡史》，《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56、265页）。

事实说明，五四时期知识青年们的爱国精神的形成，有赖于这个群体中的一些先进分子的较为敏锐的社会知觉，同时也要靠以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广大群众的认识与参与。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迅速形成一个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从一部分进步的青年学生发展到北京乃至全国广大学生，从青年学生发展到工、商、教各界群众普遍参加的群众运动，其中，心理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当时比较进步的学生基于对民国以来现实的不满，产生了与清朝末年的革命者心理认同的倾向。五四当天积极投入运动并参与火烧赵家楼行动的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在他后来写的《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分析当时参加运动的学生们的心理时说：“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学生，大多数是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中小学的学生。凡满清末年一切革命烈士所有的侠烈行为和伟大事迹，这时候的中小学的学生都留了一种很深的印象。其中甚至还有直接受过这些烈士的教育并且曾经参与过革命运动的。自民国成立至五四运动的时候，为时不过七年多一点。这时的环境……其险恶不亚于满清末年，而所谓‘革命之声’却又‘寂焉无闻’。那些受过革命教育和参与过革命运动的学生，眼看见这种情形，抚今思昔，就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于是反躬自问，就觉得‘责无旁贷’，不能不有所动作了。”因此，轰动全国的五四运动就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

其次，参加运动的青年学生之间也有心理认同，虽然每个学生对形势的认识和自己所持的态度也是有差异的。但是，他们一旦投身于运动以后，在共同的形势下，也会产生心理的认同。5月4日当天，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后，派代表到英、美的公使馆去递送学生们的陈辞，希望各国代表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但是，“当游行队伍几经力争也不被外国卫队容许通过使馆区，就是素来温和的同学，也压抑不住受帝国主义欺侮的悲愤感情了，对卖国贼更切齿不已。因此，在队伍被迫退出东交民巷口之后，我们一些同学便忽然高呼到赵家楼曹汝霖宅去，马上得到群众一片赞同的响应”（周予同：《火烧赵家楼》，《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第34—35页）。匡互生形容当时大家的心情时说：“大队经过东长安街往赵家楼的时候，沿途都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章宗祥……。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

再次，外地青年学生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这一行动，没有直接的体验，但通过信息的传递，他们与北京的学生之间也产生了心理认同。保定全体学界致北京学界书明显地道出了这种心理：“……大学诸君子，代表民意，唤起国魂，志切同仇，仗义讨贼。吾保闻信之下，民气激昂，深表同情，慷慨奋发，至欲随君子之后。唯是地居僻陋，见闻较迟，而伏处强权之下，虽欲有所作为，其势不能。故派代表赴京接洽，以期行动一致。现在学界本爱国热诚，呼号奔走，积极进行，已组织学界联合会，大致就绪。一俟成立后，即当推举代表到京，与诸君子取一致行动也。”同时，这种心理认同不仅存在于各地的青年学生之中，而且逐渐引起社会各界与学生之间的心理认同。

总之，五四时期知识青年们爱国精神的形成，正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群众的普遍认同。基于这种心理认同，少数青年学生的爱国精神才能发展为社会各界的精神力量，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五四运动虽然是在当时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群众的社会心理的激发下促成的，但它一旦出现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成为一种贯穿于20世纪历史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五四爱国精神表现为对时代需求的充分认知，表现为国家、民族的深厚的情感，表现为对人类丑恶现象的强烈痛恨和对正义事业的奋不顾身的投入，表现为全民族为实现共同理想而斗争的精神的认同。这种崇高的爱国精神象征着沉睡多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表明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这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五四运动所具有的这种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在历次青年学生感到因外来的压迫需要奋起行动时，都会显示出不可估量的作用。

1926年3月，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要中国拆除大沽口的国防工事等无理要求。18日，北京学生和各界群众数千人在多个群众团体组织下，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抗议列强的“八国通牒”，集会后到执政府门前去请愿，遭到卫队扫射，有47人在执政府门前被打死，近200人受伤。这次群众行动，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以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向中国施加压力、引起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而发生的。青年学生们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再次奋不顾身地投入了这次抗议行动。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爪逼近华北，而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企图以“华北自治”的途径适应日本的侵略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北京的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次起而抗争。12月9日，数千名学生集会于新华门前，高喊“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遭到了军警的镇压。次日，北京各校宣布总罢课。16日，北京44所大中学校近万名学生再次上街游行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此后，全国各地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这场影响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学生相继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反美抗暴怒潮。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斗争迅速扩大到南京、北京、天津等地。5月20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学生分别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这次斗争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新的战线的形成。

五四运动是发生在80年前的一次历史事件，但这场运动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环境下，始终都是激励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反对反动势力压迫的正义力量。尽管这场运动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但爱国学生与各界群众的斗争，反映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愿望，说明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